百余年前，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日甚，仁人志士矢志救亡图存。彼时，革命先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和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这是中国高校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正式教学体系的实践。他撰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于1919年1月刊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第六号，这些文章深深影响了等先进青年，引领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创立、加入中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拯救人民、振兴民族，追赶工业化、现代化时代潮流，让国家强盛起来，是那一代革命青年的梦想。

  而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经过“十四五”的奋斗，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包括各界青年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前景愈加光明。

  续《新青年》薪火，创刊于1923年、在中国领导下曾三次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在百年后又一次专程走进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共话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家回首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伟大深刻变革，追溯国人奋勇追求现代化的艰辛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领悟愈发深刻，对“四个自信”愈发坚定，对做到“两个维护”愈发坚决。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握着现代化话语权，现代化常被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这一认知源于冷战时期盛行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本质上，这种现代化理论旨在引导二战后涌现的新兴国家以西方模式为发展蓝本，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学习，以美国和西方为榜样治理国家。

  然而，随着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困境日益凸显，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示出的强大生命力与影响力，人们开始质疑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反思西方现代化叙事的话语陷阱。深刻把握当前西方现代化所遭遇的文明困局，深刻剖析西方现代性危机，对我们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要想透视西方现代性危机，就必须抓住西方现代化的主体。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的新趋势和重要标识。现代性是关于现代化的理性抽象和观念表现，是现代化主体在其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特征的总称。西方现代化是资本至上主义的现代化，资本是现代化过程的主体，其在运动过程中呈现出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与市场发生矛盾、资本绑架政治权力、资本塑造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内在特征。遵循资本至上原则的当代西方文明，出现了一系列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秩序严重失范：人的智力和体力双重异化、经济危机与价值危机加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损、霸权主义盛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中存在的工人片面化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职能资本部分贬值，使得资本家持续不断的增加劳动强度以弥补损失。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抑制了肌肉多方面的运动，造成了身体与精神双重自由的限制。此外，机器大生产的普遍化致使工场手工业中片面的劳动技能也消失了，儿童和少年因其劳动力价格实惠公道、温顺易被驯服的特点而被抛向劳动力市场，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闲置与荒废。

  当代西方文明中，资本通过经济干预与精神控制等更为隐蔽的剥削形式，持续加剧着人的智力和体力双重异化这一现代性问题。

  从体力维度看，资本将人的身体异化为增殖工具。如农业资本集团大幅度的提高粮食产量后，将过剩产能转化为糖浆等高利润产品，糖浆因其成本优势成为食品制造业的首选甜味剂。然而，这种商业成功带来了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提高了肥胖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

  在智力层面，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已从单纯的身体规训延伸至更为隐秘的思维塑造。资产阶级通过不断演进的管理哲学体系，构建了一套精密的智力操控机制。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营销和消费主义文化，资本不断强化各种物质欲望，诱导大众沉迷于物质消费的狂欢。资产阶级通过精心设计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塑造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将工作异化带来的精神空虚与物质消费进行关联，使劳动者深信只有通过不断消费才可以获得心理补偿。在这种逻辑闭环中，人们为了追逐商品编织的图景，不得不更加卖力地为资本增殖服务，最终在“工作—消费”的循环中完成了从主体性的人到标准化生产工具的异化过程。

  资本自我增殖的无限性与现实市场的有限性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虚假需求生产的普遍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倾向”。为了使资本无限增殖的能力成为现实，资本家必须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也就要一直地开拓新市场。资本跨越地域性的狭隘界限，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当资本扩张到世界市场不足以满足其增殖需求的情况下，这一矛盾会以生产过剩危机、抢夺市场的军事战争与贸易战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冲突形式反映出来。在现实的世界市场已达到相对饱和状态后，资本主义又找到了开拓虚假需求市场这一出路。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最早提出虚假需求概念，认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虚假需求的生产越来越成为实现资本增殖目的的普遍性手段。

  一方面，虚假需求的生产促进了负债消费方式的发展，这既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又使个体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虚假需求的生产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然而人们支付能力增长的速度与虚假需求量开始上涨的速度之间却存在日益加大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大众顺利完成购买行为，当代资本主义又发明了各种负债消费的方式。在大众传媒的强大“攻势”下，人们逐渐接受透支消费和超前消费的理念。然而随着负债消费模式的普及，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金融工具不停地改进革新，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也在持续增大。同时，人们因为所背负的债务越来越重而压力倍增。

  另一方面，虚假需求的生产及普遍化导致工具理性思维的泛滥，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商品价值与符号价值一旦融合，精神诉求便依附于金钱而存在。金钱能购买商品，商品具备情感、身份、地位、声望、能力、特权等象征性意义，这些象征性意义使金钱获得一种拜物教外观，受到大众的顶礼膜拜。幸福与痛苦的衡量标准不再是情感、审美、崇高等价值诉求的满足，而是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量。

  此外，虚假需求生产的普遍化将造成消费主义泛滥，人的身体与精神成为消费品。社会化媒体算法将容貌焦虑转化为医美分期付款订单。抗抑郁药全球销售额迅速持续增长。

  资本绑架政治权力，国家沦为资本牟利工具，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没办法得到有效保障。对于资本至上的现代化道路中资本绑架政治权力的现象，马克思曾进行过分析。马克思指出，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动产信用公司通过贿赂议员操控国债发行，使国家沦为“投机资本的提线木偶”。在当代西方政治实践中，资本逻辑已深度异化民主制度，公民权利沦为资本增殖的牺牲品。

  一方面，军工复合体通过资本渗透操控政策制定，使政治权力成为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军工企业通过游说和利益输送，使得执法部门持续采购军用级装备，将警务系统武装为“对内战争机器”。在一些西方国家，每年死于警察暴力的人数持续不断的增加，而执法问责制度却形同虚设。大规模枪击事件持续高发，一些国家平均每天死亡过百人，其国会无法通过实质性控枪法案，根源在于政治献金绑架议员投票。这表明，资本力量已深度绑架政治决策权，国家机器彻底沦为维护军火商利润的工具，国家治理体系丧失公共属性，转而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利润增长。

  另一方面，在一些西方国家，资本操纵选举，民主制度空心化，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无法表达。国家窃取民主定义权，将实质民主简化为形式民主，等同于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并以此为噱头自诩为民主灯塔国。然而，且不说民主真正内涵在于人民的利益得到维护，就连选举民主也被资本异化了。央视新闻报道，2024年美国大选的花费高达147亿美元，创下历史上最新的记录。超过1.1万个政治团体为影响选举结果而投入巨资，这些资金被用于电视广告、筹款活动和一系列拉票活动。一些超级富豪也亲自下场，通过捐款和发放支票等方式来影响选举。这种金钱政治的现象充分说明，一些国家的选举民主已经沦为资本的玩物，普通民众的声音和利益往往被忽视和边缘化。因此，所谓的民主灯塔国不过是自我粉饰的假象，其民主制度早已被资本所异化。

  资本跨国界流动必然会塑造不平等的国际关系。马克思在《宣言》中揭示的“四个从属”关系（农村从属城市、欠发达国家从属文明国家、农业民族从属资产阶级民族、东方从属西方），不仅阐明了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心—边缘依附体系，更揭示了当代霸权主义行径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剥夺本质。这种基于资本逻辑的国际分工秩序，使得全球治理体系被异化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既无法有效约束霸权国家的干涉行为，也难以规制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最后导致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等问题出现。

  一方面，霸权主义成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罪魁祸首。一些国家利用“”作为霸权工具，严重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地区稳定。其通过扶植反对派、操控媒体、操纵选举等手段，颠覆当地政权，导致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和民生困苦，这些行动都以“民主推广”为名，实则服务于地缘战略利益。一些西方机构以“促进民主”为幌子，资助反对派和媒体，煽动分裂对抗。这些“”不仅给目标国带来灾难，也践踏国际规则，削弱联合国等机构作用，加剧全球治理混乱。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经贸格局中，某些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频繁采取单边主义措施，这种行为正在加剧全球治理赤字。一些加征一定的关税的贸易政策不仅违背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严重削弱了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导致全球治理机制出现功能性失调。此类保护主义行为严重干扰了国际市场的正常运行，使得全球治理体系在规则制定、争端解决等方面的效能持续弱化。其负面影响已从贸易领域蔓延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造成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产业出现区域性产能过剩与关键环节供应短缺并存的矛盾现象，跨国企业被迫重构全球布局，国际贸易秩序陷入深度紊乱，进一步凸显了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在应对新挑战时的不足。

  （杨玉文：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研究员，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届博士）